似乎這是每個過渡社會都會面臨的景象：就好比在一個除舊迎新的時刻，人們總是在樂觀的情緒中雀躍，并總是對“新”充滿著希望。而正是同樣的時刻，還存在著另一種事實：以往舊的模式正在慢慢瓦解，新模式尚未成熟且堅固的建立，這往往帶來的是混亂和迷惘。
　　
　　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最好的時代，有的人看到的是日薄西山，也有人看到的是蓬勃氣象。好在，這個時代的脈搏，正在變得越來越有力量，因為面對這樣一個時代，擔負起希望，同樣也擔負著價值重塑的，是這樣一批年輕人：他們勇敢、勤奮、敢于冒險、不怕失敗，他們已經在路上。
　　
　　21世紀是創業的時代，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競爭聚焦在創業和創新水平上。而創業型經濟具有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擴大社會就業的顯著作用。“十二五”也是我國紡織工業由大變強的重要時期，為實現全面建設科技、品牌、人才、可持續發展強國四大戰略目標，創業型經濟更顯尤為重要。此外，創業精神彰顯了一個民族的精神和未來，創業經濟的崛起，青年人責無旁貸。
　　
　　如今我們可以看到一群懷揣夢想，敢于挑戰的年輕人，他們早已沖進自主創業大潮中，成為時代的弄潮兒；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大規模的民企創業史上第一任大傳承時代已經到來，中國將有300萬的家族企業要在未來的五年到十年完成交接班，中國紡織企業更是如此，而接班對這些二代而言，已經遠遠不止于守成，而是另一種形式的創業。他們有更高的文化水平、更廣闊的視野，對新鮮事物的接受能力也更強，對于企業的轉型升級是一針“強心劑”，因此他們創業、創新精神和能力的培養，正是民營企業將“生死坎”的交接期變成轉變企業發展方式機遇期的重要一步。
　　
　　真正的創業精神，既不是在失敗和成功之間的賭注，也不是為了攀登權力頂峰的忍辱負重，而是不安于現狀、超越自我、挑戰極限、享受創造的過程和心理體驗。作為漸漸擔負起或者已經擔負起這個時代中堅力量的青年一代，他們身上那種勇敢、勤奮、創新、責任等精神品質，為我們勾勒了一幅時代創業圖。
　　
　　此次“青年創業先鋒”的系列報道，我們采訪了一些行業內的代表性人物，他們的故事并不是可以賺錢致富、或者讓你年紀輕輕就名利雙收的指南手冊，我們更應該從中看到的是勇于承擔、敢于冒險的年輕氣質，他們與社會大環境互相作為，通過自己的行動和價值觀，一點一點的微改著這個時代，并終將影響未來。
　　
　　無論怎樣，今天的他們已經勇敢地站在了年輕的戰場，為冒險，為擔當，為夢想，為希望⋯⋯請用力為他們鼓掌！
　　
　　蘇延奇：地下冒險
　　
　　這是一個典型的草根一代與精英二代傳承的故事，其最終的默契在于各取所長，相互依賴。對于繼承家業，他沒有考慮太多，只因責任而義無反顧。無論是從長相還是個性來看，他都跟父親不太像，而正是這對互補的最佳組合，讓人艷羨的開拓著商業新版圖。其實這些都無所謂，只因他們擁有同樣的姓氏，并都以此為榮。
　　
　　接過蘇延奇的新名片，上面有了新的身份介紹：江蘇凱宮隧道機械有限公司總經理。現在他的大部分精力也都放在了凱宮全力拓展的這一新領域上面。記得兩年多前初次見面，他剛從美國回來，也剛進入父親的公司，“正在熟悉和學習”是他當時介紹自己的方式。兩年之后，再次見面，凱宮“盾構機”的廠房里，蘇延奇早已不是學徒，而成為這場戰役的重要布局者。
　　
　　他與很多需要接管家族企業的二代一樣，有著優于旁人的機遇，也有著更多的選擇與便利，恰恰是這樣，也讓他們面對了更多的挑戰與質疑。對于這些，蘇延奇的想法就如意大利汽車王國菲亞特的后代拉普·埃爾肯高喊的那樣：“擁有與生俱來的機會，如果我不做出些什么成績，便是恥辱。”不同于父親的紡織機械，選擇盾構機，一種隧道掘進的專用工程機械，作為證明自己能力的主場，蘇延奇開始了他的地下創業冒險。
　　
　　因為責任
　　
　　上海同濟大學本科畢業后，蘇延奇就去了美國，繼續攻讀碩士學位。即便是面臨畢業，他也并沒有太多去想接管父親公司的事情，而是打算留在美國當一名工程師。畢業之后，一切都如預想的那樣，蘇延奇和妻子都在美國找到了相當不錯的工作，并打算長居在那里。
　　
　　回國的轉折點，是在2008年。當時金融危機席卷全球，“越是在美國，越是在接近華爾街的地方，你就越能感受到瞬間倒塌，什么都沒有了的那種恐懼。”蘇延奇深有感觸。當時他也經常與國內的家人通電話，聊天的時候，盡管父母一再將困難隱瞞，但他仍然能感覺到這場危機嚴重影響了中國，父親企業處境艱難。
　　
　　蘇延奇決定先回國看看，他向美國公司請了一個長假。回來之后，在企業呆了一段時間，發現公司的困難比預想的要大很多，父親更是心力憔悴，面對這種狀況，他毅然決定回國。其實，當時的他也并沒有想太多，因為學習專業的限制，也沒想到回來究竟能幫上父親什么忙，只是因為作為兒子的責任，他清楚知道，現在家里是需要他的時候，“我覺得能讓父母天天見到我，他們的心情也會好很多，我回國最大的動因就是想讓他們心情舒坦一些，沒什么牽掛，有什么事情可以有人商量。”正是這種血濃于水的簡單親情化作發展家族事業的一股強大動力，蘇延奇和妻子放棄了美國優越的生活環境，回到了父親的公司幫忙。而父親蘇善珍內心從來就沒有放棄將他召喚回來的念頭，對于兒子作出的這種選擇，他有些自責地說：“做父親的我很霸道，兒子工作那么好，還要回來跟我受罪。”只是，這語氣還帶有更多成分的欣慰、自豪和驕傲。
　　
　　踏上新征途
　　
　　一直以來，凱宮都是在紡織機械領域做得風生水起，一次的出訪，讓蘇善珍看到了新的機會，“盾構機”這一新領域不僅給凱宮帶來了新的機遇，也給兒子蘇延奇帶來了真正的用武之地。此次的選擇，蘇善珍從有想法開始，便將兒子拉了進來，之后便將大部分的主動權交給了他。
　　
　　2007年，蘇善珍跟著蘇州市的領導參觀了北方一重工企業，在那里，蘇善珍第一次了解到了“盾構機”這個領域，也許是多年商場的打拼，讓他有了極為敏銳的判斷力，他覺得這也許就是凱宮再提升的又一次機會。有了這個想法，蘇善珍立即打電話給當時還在美國的蘇延奇，跟他聊了這個事情。對于尚未參與到父親公司運作的蘇延奇來說，并沒有太多的能力去做出決定，于是就在美國做了大量的調研，分析了美國同類公司的情況，翻看了很多相關的報道，包括對中國整個大的經濟環境和城市規劃都做了充分的研究，最終覺得這個領域還是非常有發展前景的。“機會來自社會的變化，而我們緊緊用雙手抓住了它。”蘇延奇對于自己新的征途，有著很強的信心。2007年，是中國隧道機械爆發的年份，隨著城市的發展、擴容，人口、地產的增多，中國有越來越多的城市地面交通發生了障礙，已然承受不了那么重的負荷，地下隧道工程成為各個城市建設的主要考量，因此隧道機械應該是社會變化帶來的難得機會。
　　
　　但是這個產業的門檻非常高，不是說你有資金有技術就可以干的，也不是憑著一腔熱血就能干好的，對此，蘇延奇下了很大的功夫，“當時公司的紡織機械沒有太多我能插得上手，而盾構機則是我從一開始就跟著的，包括前期的很多調研，也都是我來完成的，相對來說會比較了解，于是就決定把這一塊承擔起來。”一開始，蘇延奇的工作主要圍繞三個方面，一是市場調研，一是跟政府打交道，還有就是請專家。而在請專家上，蘇延奇的學歷和留學背景，多多少少起了一點作用，因為同濟大學的土木工程專業很有名，通過大學老師的介紹，蘇延奇順利地請到了行業內的盾構機應用專家和理論專家，而他們當中大部分也都是蘇延奇的校友，關系就又近一些了。這些專家到凱宮后，作了很多關于盾構機方面的認證，而在專家的指導下，蘇延奇也是帶著自己的團隊一次次的修改，一次次的完善，最后終于開工了。
　　
　　如今，一個一個的訂單，是對蘇延奇最大的認可，對此他只是謙虛地說：“這只是一個開始。”
　　
　　上陣父子兵
　　
　　采訪過程中，蘇善珍接到好幾個電話，有政府的、有客戶的，而他總是不停地說：“具體的事情，我讓我兒子來跟你談。”于是就把電話交到了蘇延奇的手中。話里話外，蘇善珍對這個兒子也總是贊不絕口，對于這幾年蘇善珍的有意栽培，蘇延奇也并沒有讓父親失望，以至蘇善珍多次重復這樣一句話：“我把這個企業交給他我放心。”對于一個白手起家，辛辛苦苦打拼下來的基業，說出這句話，蘇善珍需要底氣。
　　
　　蘇延奇對于父親，同樣是敬佩不已，即便這是一次以他為主的采訪，但他說一定要提到父親。蘇善珍是在1984年左右開始創業，當時的蘇延奇還在農村跟著奶奶一起生活，并沒有太多的印象，而到了1988年蘇善珍又將自己的創業版圖遷移到了縣城，而他在縣城打下的天下也并不是很大，一年收入也就一兩百萬，到了1997年，蘇善珍就把之前所有的成績都放棄，決定到昆山重新開始。對于蘇延奇來說，這感覺就是三級跳，從農村到縣城，再到富裕的昆山，“這對于我們家庭來說，尤其對我們這一代來說，確實是提供了一個相當好的平臺。”
　　
　　前不久，蘇延奇去上海參加了大學同學的聚會，他們當中大部分的人都選擇留在了上海，干上一份穩定且收入不錯的工作，發展都很好。“以我的性格，如果沒有出國，或者沒有回到父親的公司，可能也就像我的同學一樣，按部就班的去當白領、金領了。但是因為有父親給我提供的這個平臺和基礎，我的確得到了比別人更多的機會，我沒有太多的包袱，也欣然接受這個平臺，只要做得更好不就行了。”蘇延奇對于“接班”有著極為健康的心態。
　　
　　盡管名牌大學出身，又有著國外學習工作的背景，但在蘇延奇看來，最好的學堂，就是在父親的身邊。“進入公司兩年多的時間，當你真正跟他接觸，會發現父親真的是個粗中有細的人，做事情深思熟慮，在每個細節上也都會做得很到位。此外，他的堅持，也值得我學習，比如曾經我們要上一個項目，一開始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而項目本身的實施也是困難重重，我當時就覺得實在不行就放棄，而父親卻在一直尋找著解決辦法，直到最終成功。這事情給我的觸動很大，遇到困難不要把它想成大山一樣地擋在前面，其實就只是一張窗戶紙，找到方法，輕輕一捅，就會光明。”
　　
　　說起和父親的差距，蘇延奇舉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但很深刻：“我每天晚上可能也會想明天起床了要做什么，要有哪些改變，但第二天早上起來，還是會按照平時自己的習慣在做。而父親則是晚上想到什么，早上起來立刻實施。就這一點點的差別，就將成功與普通變得涇渭分明。”
　　
　　而在很多人看來，高學歷的蘇延奇，在文化水平上的優勢應該相當明顯，但他卻說，從另一面來看，這也是弊端：“無論是從敬業、創業精神來講，還是那種勤奮打拼，一絲不茍的態度，我要向父親學習的還有很多。父親也許因為知識水平有限，他只要聽到什么事情，就會馬上去了解，生怕漏掉一個機會，而我也許是因為讀書比較多，在很多情況下簡單一聽，就判斷這個事情不可能，也就不會再考慮了，機會也就這樣錯過了。做企業，還是要像父親那樣踏踏實實地去干。”
　　
　　對于兒子的表現，蘇善珍也很誠懇地表示：“第一年剛回來的時候，我真的很失望，完全就是一個書呆子，也都是西方的那一套思維方式，對中國的人情世故了解的太少。為此我曾經多次跟他談話、溝通。也許因為年輕，也許因為聰明，也許因為理解，一年之后，他的轉變和適應之快，是我沒有想到的，而他能夠這樣盡心盡力為這個企業付出，我也是很感動的。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朋友客戶，都對他的工作能力和為人贊賞有加。”蘇善珍談到這些，臉上始終掛著微笑。他還說，蘇延奇一開始去談生意，他還是挺擔心的，一直囑咐蘇延奇遇到問題一定要及時通電話，第一個單子可能通了幾個電話，而到了第二個單子，就只打了一兩次，第三個單子他就完全放心了⋯⋯
　　
　　如今在凱宮，父子兩個齊上陣，從整體來說，蘇善珍把握著企業大的發展方向，而蘇延奇則負責人才引進和進出口貿易這一塊，因為他的學歷和語言的優勢，讓他在這兩方面做起來游刃有余。而具體來說，“盾構機”則是蘇延奇真正的挑戰。
　　
　　蘇善珍覺得自己很幸福，兒子和他在一起，總是能夠準確把握他的想法，并通過自己的智慧，很好的實施。采訪過程中，蘇善珍曾提到：“5年之后，我要開始出去玩，享受一下人生，對于企業我只要把握住大的方向，在兒子需要的時候，給一些建議和幫助就可以了。”而在采訪的最后，他又提起了這個計劃，但卻看似無意的將這個計劃延后了一年，兒子蘇延奇對此有些敏感，用玩笑地口吻說：“您剛才不是說5年嗎？”
　　
　　其實，他和他都清楚的知道，這其中的差別不僅僅是用“一年”來衡量，而是取決于蘇延奇真正成熟的時間，哪怕就是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