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收拾目前的“殘局”，重啟改革是唯一的出路。而且我要告訴各位，現在的我們已經錯過了2008年時最好的改革窗口期，不要指望著“從容”改革，而要以“危機倒逼改革”的思路看問題。為什么？因為日益加重的經濟、社會問題，已經把通往改革的路基擠壓得很高、很窄。我們對社會、經濟、民生問題的解決，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那么此時此刻的我們要怎么改革？我早在2012年5月出版的《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一書中就說過，中國經濟改革需要系統思維，應該以“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政府的歸政府”為基本指導原則。我注意到李克強總理在2013年全國人大會議上也說了類似的話。這兩年頻發的“惡性”熱點事件，如果進行深度分析的話，就是政府沒有把握好與市場和社會的邊界，管了很多不該管而又管不好的事。我認為這應該是新一屆政府的治國之“道”，而選擇的“術”則只能是“讓改革釋放紅利”就是下放權力給市場和社會，而且我還認為，這是唯一的方法，沒有其他的方法。本書依然堅持改革需要系統思維的觀點，需要補充的是，在危機倒逼改革的今天，我們的視野需要更開闊一點，眼光需要更長遠一點。未來的改革需要的是大手筆，如果還是沿襲“頭疼醫頭”的思維，結果只會讓我們更頭疼。
　　美國重返亞太是我們外部危機的直接原因。但從深層次看，這不僅是美國為尋求本國經濟復蘇引擎而向外部擴張的必然選擇，而且也暴露了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我們都知道，資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潤，但在西方國家民主和社會福利制度已經成熟的情況下，資本只能以我在《新帝國主義在中國》一書中所說的跨國公司等各種方式向外部擴張，或者透過不斷的金融創新透支未來，向未來擴張。2008年金融危機的喪鐘，正是為這種以擴張為本性的系統性危機而鳴。
　　如今美國經濟復蘇的跡象確實越來越明顯，但我們不應該忽視兩個根本性的問題：一是美國的復蘇以及未來的繁榮，對中國而言究竟意味著什么？二是資本主義體系不僅僅是美國一家，還包括歐洲和日本，但與美國截然相反的是，它們的現狀和前景是比較慘淡的，這對中國又意味著什么？簡單地說，未來不但是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向全球繼續蔓延擴張的時代，而且也是不同的經濟體系劇烈沖突的時代，我們所面臨的外部環境，調整的劇烈程度和復雜性，將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只有看到這一點，我們才能深刻理解“危機倒逼改革”這六個字，才有可能將巨大的外部壓力轉換為改革的動力。
　　經濟問題從來不是孤立的，經濟領域的所有問題，最終必然會向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傳染，結果要么是倒逼出一個大手筆的改革，要么是社會危機將中國經濟從最危險的邊緣推向萬丈深淵。近年來，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傲慢和偏見”使得自身經常錯位和越位，而在民生和公共事務中，卻習慣性缺位，主要表現在，發展經濟過度依賴政府投資和貨幣刺激，管理經濟“只會堵不會疏”，總是使用基本無效的行政干預手段，而很少使用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經濟改革一直是“頭疼醫頭”，鮮有深層次的結構性調整；整個社會中每個人的“一畝三分田”經營得都挺好，而教育、環境等問題，卻“荒蕪”一片。結果是整個社會的資源錯配和效率低下，腐敗盛行，貧富懸殊，“仇官”、“仇富”極端情緒蔓延，群體性事件頻發。以上種種問題顯然超出了經濟范疇，也是經濟改革無法解決的，但對經濟的影響卻是致命的。因此，今天我在這里所說的危機倒逼的改革，一定是經濟改革、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并行。如果未來依然沿襲政冷經熱，我認為那不過是“頭疼醫頭”的翻版而已。
　　除了看得見的“內憂外患”危機，還有一場危機已經靜悄悄地降臨，那就是新的技術革命所帶來的沖擊。大家都知道，世界歷史上誕生于西方的兩次技術革命，在助推西方國家率先進入現代化的同時，迅速地將中國推向落后國家之列。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們一直處于技術上追趕西方的轉型階段，但是今天，在全球化這個大平臺上，我們面臨的不僅是像微軟和蘋果這樣的創新型企業，對我們傳統企業或產業發起的攻城掠地，更嚴重的問題是，諸如本書中專門討論的頁巖氣革命、全球自動化革命，以及最近被媒體炒得很熱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等技術革命，再一次發生了。遺憾的是，在這些技術前沿，我們又一次落后了。而落后的原因和前兩次一樣，不是我們中國人不聰明，而是我們缺乏技術創新的配套機制。美國之所以走在最前面，不僅僅是美國的科研力量雄厚，關鍵還是有一個健全的市場機制，在這個機制中，企業是轉型和創新的主體，而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保護知識產權方面做得又很到位。這就是我一再強調的“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政府的歸政府”。如果我們還只是把“改革”掛在嘴邊而不動真格的，那么前兩次工業革命給中國帶來的悲劇，將來很可能還會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