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國傳統工業行業中最具競爭力優勢的紡織業，何以在“WTO”入關5年之后歐美紡織品進口市場基本向中國紡織品敞開大門的同時，紛紛宣布“熄火”？這對前些年看好我國紡織品出口前景紛紛殺入這一行業的眾多廠商來說，真是一個莫大的諷刺。不過換而言之，如此眾多的人力、財力撲入紡織業，才是造就紡織業“小、散、亂”的內因所在，也是造成如今紡織業陷于困境的原因所在。

　　從我國紡織業的發展現狀來看，民營紡織業占據了行業的龍頭地位。民營資本大力介入紡織業，形成了紡織業“百花齊放、萬紫千紅”的場景，紡織業生產的花色品種日漸豐富，這不僅極大地滿足了國人如今對紡織業“個性化、時尚化”的需求，也為國產紡織品市場揚威國際市場打開了通道，中國紡織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日漸提高。正是在這一片繁榮景象的掩飾之下，我國紡織業的隱憂一直未能獲得爆發的機會。而當今年我國紡織業面臨成本劇增之際，這顆隱埋許久的“定時炸彈”終于爆發了。

　　造成我國紡織業陷入困境的外部原因雖然很多，但其根子還是出在紡織業的“小、散、亂”上。過去，由于時代發展條件所限，我國民營紡織業多是從手工作坊和大集體企業中發展而來。在其發展歷程中一味強調“船小好調頭”，“什么花色好賣就生產什么”，這種生產模式對初期民營紡織業迅速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是大有裨益的。但隨著紡織業邁進國際化一體化時代，這種“小、散、亂”的生產和經營模式就顯示出其固有的極大弊病，一是議價能力不足。由于“小、散、亂”，導致外商在下訂單時，總是拿著中國甲方的報價去壓乙方的報價，再拿乙方的報價去壓丙方的報價，挑動中國生產廠家之間大打“價格戰”，結果使得外商獲得了最高的利潤，而中國生產廠家只從中掙得了一筆最為微薄的加工費。二是缺乏品牌效應。由于“小、散、亂”，民營紡織廠家總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沒有樹立起良好的品牌效應和信用效應，導致多數廠家只能成為國際品牌、國際名牌的貼牌加工商。在國際紡織業的生產鏈條中成為最底層、最脆弱的一環。三是缺乏規模效應。由于“小、散、亂”，缺乏相應的生產規模既導致了生產成本的上升，也使得企業缺乏足夠的技術研發投入，無法開發出市場需求的新花色、新品種、新工藝，只能是被動地抄襲和追隨別人開發的新花色生產，降低了產品的毛利率。

　　近來股市、樓市的下跌引發了市場上一片“救市”之聲。其實，最應該“救市”的是紡織業。不僅僅是因為紡織業是我國在國際行業市場中最具行業競爭力的行業，還因為紡織業是勞動密集型行業。紡織業的興衰牽動著我國就業率的起伏，走好了紡織業這步棋，就走活了就業率整個局。而從國家經濟發展的全局來看，當前最具“救市”潛力的棋子就是提高紡織業的出口退稅率，從現行的11%提高到13%。通過提高退稅率，可以有效提高紡織業的出口競爭力，抵消人民幣升值對該產業帶來的負面影響。其次，鼓勵具有研發創新優勢的大型紡織企業借此次紡織業危機之際對那些擁有優勢生產裝備但核心產品缺乏研發競爭力的企業實行并購重組，以“技術換股份”，改變目前紡織業“小、散、亂”的局面，形成重生后的規模和技術研發優勢。再次，是將目前南方沿海等地的大型紡織企業中過剩的生產能力適度向西南、西北等紡織業原料產地梯次轉移，利用西部地區的原料優勢、土地成本相對低廉優勢以及勞動力成本優勢，在西部的棉花產業基地周圍重新打造我國新型紡織業生產中心，而把現有的南方沿海地區的紡織生產企業改造成為產品設計中心、花色品種中心，形成沿海設計、西部生產的格局，以此換取生產成本的下降，提高紡織業的生存能力。如果能把這三步棋下好，我國紡織業不僅能重振昔日輝煌，還能更上一層樓。